虽然现在是一个电子阅读的时代，但是纸质书的阅读魅力仍然让人着迷。
最近看了一本《美国创新简史》，这是2018年由麻省理工的教授Jonathan Gruber和Simon Johnson写的，系统性的介绍了美国科技创新的历史，简单的说，就是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为光辉灿烂的发明是怎么来的。
当然，和所有的其他书籍一样，这本书也提到了影响了美国科技进步的范内瓦.布什，
他在1940年拜访白宫说服罗斯福总统建立一个国防研究委员会，罗斯福当场就同意了他的建立，范内瓦布什被任命为主任，他领导了战争期间美国的科技研究工作。
在1945年，范内瓦布什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更是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在二战之后的科技研发工作，正是范内瓦布什卓越的工作，促进了美国从二战之后持续几十年的繁荣，其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研发支出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在二战全面爆发前的1938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的研发经费仅仅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0.076%，而到了194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0.5%，其中大部分以布什在1940年创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为渠道。
从1940年-196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增长了20倍，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时期（也就是1964年），这一支出甚至已经接近美国GDP的2%。
由于大量的公共研发支出的投入，一大批的先进科技诞生了，尽管盘尼西林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美国对其实现了量产，以拯救士兵的生命，并大大的促进了其他抗生素的开发，
最初为满足军方对火炮自动控制等计算要求的电子计算机也诞生了，后面也导致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发明，到今天半导体和计算机成为美国的核心科技产业之一，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诞生了一大批的软件公司。
另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是喷气式飞机，其发动机最初的研发就是为了军用，1953年，波音飞机在军用研发的基础上，推出了波音KC-135加油机，又生产了四引擎的波音707客机，到1969年推出了波音747机型，到20世纪80年代，波音公司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商之一，直到今天民航客机仍然是美国出口的主要工业品之一。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诞生，到今天成为美国的核心领先产业之一。
水路两用运输车，后来成为雪地摩托的模型；滴滴涕成为了广泛使用的杀虫剂。
该书还认为在军用产品研发中，雷达具有最长的衍生产品列表，比如现在航空旅行中大量使用的遍布美国各地的几百个雷达站，
间接的影响还有战时雷达系统使用的存储器和阴极射线管，后来成为计算机技术的一部分。这个阴极射线管我们听起来感觉不太懂，但是阴极射线管显示器（CRT）我们肯定都见过，在现在普遍使用的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发明之前，我们看电视和使用电脑的屏幕都是CRT为主。
另外雷达技术的衍生产品还有微波无线通信，以及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微波炉。
雷达也被认为是美国在二战时期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盟军的飞机因此很容易的发现水下的德国潜艇，到1943年5月，盟军总共击沉了192艘德国潜艇，然而在1943年5-7月这三个月的时间，盟军就击沉了100艘德国潜艇，科技的进步给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逆转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披露了尽管美国人声称雷达是其独立发明的，但实际上其中部分关键技术的确来自于英国，当时美国人派出了一个以亨利.蒂泽德为组长的专家组到达英国，其使命是搜集英国重要的技术发明信息，他们说服丘吉尔政府通过开放一些关键技术信息，来换取美国更多的物资援助，这个小组用金属箱把珍贵的技术文件和物品送回美国，其中一个关键的产品是共振磁控管，这个物件可以让雷达更小，更准确，更强大。
当然从共振磁控管到最后实用的雷达系统，美国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作者在书中提到，在二战之前，美国并不是全球的科学领先国家，仅仅在实用的工程技术方面具备较强的实力，美国能自己制造火车机车，出现了一些实用技术的杰出人物，包括发明了轮船的富尔顿，发明了电话的贝尔，发明了电灯的爱迪生，还有特斯拉等等，但在科学方面，领先全球的仍然是欧洲国家。
诺贝尔奖是1901年首次颁发的，诺贝尔科学类最重要的三个奖项：
1：美国人在1914年才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到1932年才又获得第二个，是来自GE公司的欧文.朗缪尔，他曾到欧洲学习，是哥廷根大学的博士。
2：在1901-1932年，美国只获得了两个诺贝尔医学奖项，而这两个获奖者都是在欧洲出生和接受教育的。
3：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罗伯特.密立根，发生在1923年；第二个是1927年的阿瑟.康普顿，第三个是卡尔.安德森，他到1936年才获奖。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荷兰就有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这个数字比美国还多。
到1930年，全球共颁发了9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其中只有4个颁发给了美国科学家，由于1930年代德国纳粹的大规模迫害，不少欧洲顶尖科学家到了美国，因此在三十年代美国获得了10个诺贝尔科学奖项，占到了28%，
而到了四十年代，美国有了飞跃的进步，获得了30个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中的14个，占比达到了新高，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获奖总数从未低于49%，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达到了72%的顶峰，获得了60个颁奖总数中的43个。
和科学研究配套提供人才，也是为了安置大量的退伍军人，美国也开启了高等教育扩招，
吸取一站退伍老兵抗议的教训，1944年美国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如果退伍军人决定继续接受教育，将提供学费和经费支持。
在1940年，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离开校园时所接受的教育年限不超过8年，仅有6%的美国男性和4%的美国女性完成了大学教育，而在1940年-196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翻了一翻，高等教育的教职工人数从11万人增加到了28万人多。
其中在1947年，接近一半的大学入学新生是退伍军人。
大量科技的出现，使得从1947年-197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美国享受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是该书的作者也提到，在1964年之后的五十年，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从接近2%的峰值出现了下降，下滑到了0.7%左右的水平，与之对应的是7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下降，1970-2015年的45年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值甚至只增长了20%。
所有我觉得大家如果要研究美国的科技发展历史的话，1945年范内瓦布什向白宫提供的《科技：无尽的前沿》这本书可以说是必买的，它总结了战时的研发成果以及建议的战后美国科技发展走向。
我们回到《美国创新简史》这本书，看完之后我的总体感觉是，
作者历数了1940年开启的美国政府对科技投入高速增长带来的各种科技研发成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的长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同时也叙述了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到达顶峰以后出现了长期的下降，也因此导致了美国领先优势的逐渐丧失，因此想让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加大对科技的研发投入。
尽管作者在强调政府投入研发的重要性，并且甚至在第四章通过整整一章来叙述私企研发的局限性，列举了私营研发的三个局限：溢出效应，专属的私营研究和发展滞后。
但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来说，应该意识到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其实并不太相同。美国的情况是高度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私营企业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搞研发，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欧盟公布的2021年全球企业研发2500强里面，第一，三，五，六，九，十都是美国的私营企业，分布在软件，芯片，智能手机，制药等行业，引领了全球的创新，
按照欧盟的这个数据，谷歌母公司在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软件公司，而苹果则是全球研发投入第三的电子硬件公司，英特尔则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半导体公司，强生公司则是研发投入全球第二位的医疗器械和制药企业。
但本书作者认为政府的公共研发起到了提供科技源头的作用，而美国的政府科技投入强度比以前降低了，因此应该加大投入，实现两条腿走路。
排名 | 国家 | 公司 | 研发投入（亿欧元） |
1 | Alphabet（谷歌母公司) | 美国 | 224.7 |
2 | 华为 | 中国 | 174.6 |
3 | 微软 | 美国 | 168.82 |
4 | 三星 | 韩国 | 158.95 |
5 | 苹果 | 美国 | 152.82 |
6 | 脸书 | 美国 | 150.33 |
7 | 大众 | 德国 | 138.85 |
8 | 罗氏制药 | 瑞士 | 112.47 |
9 | 英特尔 | 美国 | 110.47 |
10 | 强生 | 美国 | 99.09 |
在本书中，作者列举的几个例子，在论证私营企业研发局限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印证了私营企业研发有其独特的作用。
在第一个局限溢出效应里面，本书举了私营企业施乐公司发明图形用户界面（GUI）的故事，在20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计算机还都是命令行接口，也就是在键盘上面通过输入特定的命令来让程序执行命令，而施乐公司GUI图形界面的发明，用户只需要用鼠标移动光标在屏幕上点击就可以执行各种操作，这是革命性的进步，成为现代计算机的标准交互方式。而这种历史性的发明，给施乐公司带来多少收益呢？但是苹果的乔布斯认为这项技术价值巨大，于是以10.5美元每股的价格向施乐公司提供了10万股苹果公司的股票买下了这项技术，施乐公司最终以28美元的价格抛掉了股票，获利差不都200万美元。而与之对应的是，买下了这项技术的苹果公司，以及后来从苹果获得这项技术许可的微软公司，都通过MAC电脑和windows的销售获得了几千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总之大大的高于施乐公司的收益。
作者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科技的发展具有溢出效应，也就是第一个发明这项科技的公司，往往并不是最大的获益者，相反却让其他公司搭了便车，这个效应限制了私营企业在一些领域的研发投入意愿。但从这个例子本身，其实也可以看出私营企业研发和国家投入的互补关系，因为首先发明GUI技术的施乐就是私营企业，后来进一步把GUI技术全面推开的苹果和微软也是私营企业。同样的在论证私营企业研发的第二个局限性：“专属的私营研究”里面，本书举了日本三共(Sankyo)公司和美国默克公司投入研发新药洛伐他汀的例子，新药的研发通常耗资巨大，像是识别“靶向”生物体，例如基因与蛋白质，找到适合与“靶子”相互作用的“命中分子”，一旦确定了靶子，则要筛选20万种到100多万种化合物，以确定命中次数，最终只有9.6%的药物能进入临床试验的第一阶段。因此新药的研制甚至能达到25亿美元。三共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在进行他汀类药物的开发，这种药物能够降低胆固醇，可用于治疗冠心病，而三共公司由于实验狗发生了胃肠道病变，被解释为淋巴瘤，于是在1980年8月停止了他汀类药物康帕丁研发。而默克公司也在研发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在听到三共公司的这个事情后，由于不知道洛伐他汀是否毒性和三共的康帕丁一样，于是也停止了研发洛伐他汀的研发，期间默克公司多次拜访三共公司希望获得病理报告，以确定究竟会不会引发癌症的风险，但是被三共公司拒绝，因为觉得是竞争公司，没有必要帮助自己的对手。一直到1982年，美国两所大学的医生要求给无法治疗的高危患者进行洛伐他汀实验，结果默克公司发现实验获得了成功，在1987年作为世界首款他汀类药物成功上市，并在1994年实现13亿美元的年度销售额，而在今天他汀类药物已经极为广泛的应用，仅在2008年，他汀类药物就阻止了四万人死亡，防止了6万人心脏病发作。
作者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私营企业之间互相竞争，不共享数据，因此导致他汀类药物的研发延迟了两年的时间，但同样这个例子也说明，正是私营企业的投入研发使得他汀类药物得以面世，而书中提供的描述也说明这个研发投入金额并不低。1：二战前后对于美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由于欧洲发生的种族迫害和战争，不仅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美国获得了大批的欧洲顶尖科学家，包括战后从德国网罗的科学家，而且刺激了本国对于科技研发的大量投入，涌现了雷达，微波通信，微波炉，电子计算机，原子弹，喷气式飞机，盘尼西林，滴滴涕杀虫剂等一系列科技发明和其后续衍生品，这些产品后来大量用于民用，创造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在二战以前，高等教育对于95%以上的美国人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而这之后则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获得了更好教育的美国人投入了新的产业，促进了经济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和二战类似的还有五十年代美国感受到的来自苏联的竞争威胁，苏联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进度大大的超出美国人的预计，并且在1957年抢先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这让美国内部大大的震惊，并在1958年成立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NASA的持续科技研发也产生了大量的民用科技成果，包括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GPS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以及衍生的基于卫星的搜索救援系统，以及后来出现的数码相机传感器（来自星际任务的微型摄像机技术），其他还有空气净化器，便携真空吸尘器，建筑和桥梁的吸尘器等等。这让我想起了美国2018年-2019年开始的连续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也同样大大的刺激了中国在半导体等科技方面的投入，可见竞争对手的刺激是促进科技研发投入的有效手段，甚至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了。今天美国人不断的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其实也是一种团结美国内部的手段，而我国也其实应当有效的利用这个外部条件加大对国产化的投入。2：政府主导的公共研发投入和科技研究促进了科技进步政府的前瞻性科技投入成为了很多规模巨大产业的源头，并且扶持了其早期的增长。就以今天美国如日中天的半导体产业为例子，在1949-1958年的早期，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预算的25%由军方资助。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防部资助了近一半的半导体研发经费。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也说过，在七十年代的美国，游戏机和个人使用的微型计算机陆续出现并且开始在个人消费者市场爆发性增长，因此极大的带动了芯片的销售，于是民用市场接棒成为了美国半导体技术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极大的推动了芯片产业的发展。而到了九十年代，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这样划时代的应用出现，使得个人电脑成为全球企业办公的必需品，这些软件应用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电脑硬件，以及更上游的芯片，显示屏幕产业的发展，到今天所有的企业都配备有办公电脑。从早期的政府投入，到后来从军用走向民用，再到各种软件应用的发展扩大了民用的需求范围，可以说一波又一波的资金来源拉动了美国软硬件科技的发展。
同样的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该书作者把这个机构称之为创新机器，2010-201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210种新药中，全部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资助，这表明美国政府实际上在大量资助私企的科技研发。2016年由11.5万篇论文中提及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不仅仅是直接投入研发，美国政府还承担了风险投资的角色，尽管私人资本的风险投资在美国非常发达，但美国政府同样大量的资助初创科技企业的发展。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BIR）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私营研发的最大计划，通常只有10%的小企业申请者能够获得资金，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与15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前9个月的概念验证工作，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之后的两年给与100万美元的赠款。这个项目有同行评议流程用于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政府的资金投入可以极大的弥补那些私人风险资本投入的不足，尽管项目金额并不大，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第一个获得该项目资金的是人是加里.亨德里克斯，他用这笔资金创建了著名的赛门铁克软件公司，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家著名的软件公司的名字。另一个知名的早期案例是，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在1987年资助了高通公司，当时这家芯片公司只有35名员工，而今天已经成长为拥有数万员工的全球前十大芯片巨头。正如其联合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斯2011年在国会上说：“在高通早期的关键时刻，小企业创新研究的融资价值和重要性不可低估，尖端研究带来了突破性的发现，但公司为了吸引私人资金，需要支持并证明信的，有风险的和未经证实的技术的可行性。对于高通而言，小企业创新研究提供了关键启动资金的一部分。虽然它不是当时我们唯一的资金来源，但它是关键的“准入印章”，使我们能够成功地开辟私人资本来源。”这表明，政府打造一个具有品牌效力的小企业资助项目，承担起对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任务，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仅是本身资金的帮助，也有利于小企业吸引其他的私人资本。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早在八十年代美国对单个小企业的投资金额就可以达到第一阶段15万美元和第二阶段100万美元，按照1:7的汇率换算过来就是大约105万人民币和700万人民币。为什么我要换算过来，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其实是比八十年代的美国要高的，所以当然要用绝对金额来比较，而不是用15万人民币和100万人民币来类比。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资助的著名公司还有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因美纳）等等。应该说美国政府的支出其实并不高，2015年11个联邦机构参与了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支出大约20亿美元。作者提到了在美国成功的科技中心，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最重要的三个标准，足够的人口基数提供劳动力；有高比例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高生活质量（其中最关键的是治安安全）。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来看，可以说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至少符合其中的两条，人口基数和良好的治安，换言之有高比例的高等教育人口成为最关键的因素。书中列举的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生物科技中心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坎布里奇（Cambridge，也译作剑桥），其起点是麻省理工教授菲利普.夏普（也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于1982年在此成立了渤健生物技术公司，而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都在坎布里奇。后来越来越多的药企把研发放在了坎布里奇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使其成为全球生物技术中心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体现了创新氛围的重要性，在书中，负责研究肯德尔广场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公司Goody Clancy的负责人大卫.迪克森说，“现在他们想互相交谈，他们参加论坛，在午餐和下班后见面交流想法，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亲密地聚集在一起”。而值得注意的是，肯德尔广场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成功已经蔓延到了其他领域，信息技术领域的谷歌，亚马逊，微软都把新研究中心放在了肯德尔广场，也有数百家信息技术和能源领域的初创公司聚集在了这里。应该说，国内其实也具备这一特征，产业呈现聚集的效应，像上海是半导体产业的集聚地，越来越多的半导体企业落户在上海临港；杭州则是网红的聚集地，大量的传媒公司和网红聚集在此，有大量的线下交流；而在杭州和上海中间的乌镇则定期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很多灵感，创意和合作其实就是在吃饭，闲聊，喝茶，聚会的时候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和激发的，这个特点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应用到从学习，工作，创业，挣钱等多个方面。书中也讲述了美国政府为何对科技研发持续的高投入在六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1）越战的影响，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军费支出，1965-1972年，美国耗费了1680亿美元在越战战场，不仅如此，安置退伍军人的费用以及对南越政权的支持（直到1975年）都是不菲的费用。2）在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1965年美国创立了医疗保险系统，为65岁以上的美国人提供医疗补贴，到1970年，有2000万美国人符合这个条件。社保和医保成为美国政府的强制性支出，1962年占到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30%，而到了1975年则上升到了50%。面对这些压力，尼克松总统主持了联邦政府对研发投入的全面下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NASA投入经费的下调，最终的降幅甚至达到了美国GDP的0.5%,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科技投入削减。即使在80年代的里根时期，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但他任内美国政府的科技研发支出总额基本是恒定的，原因为尽管1979-1988年军工研发支出增长了40%，但国防研究意外的公共研发支出却下降了30%。以能源研究为例子，里根政府削减支出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幅下降，不再像七十年代的油价暴涨时期那样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影响了直到今天美国对科技研发支出的下降，一个是1962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读物《寂静的春天》，科普作家在其中叙述了美国杀虫剂滥用的影响，这本书在美国影响巨大，尽管美国化工行业反对，但1972年滴滴涕被禁用，这本书影响的范围不仅仅是杀虫剂，而是广泛的影响到了美国的方方面面，甚至很多科学家都对科学的发展是否一定是正面作用产生了怀疑。另外一个就是对核辐射的恐惧，由于美国频繁的举行核试验，同时大量的兴建核电站，因此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关于对核辐射危害的辩论，由于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导致美国新建核电站速度大大放缓。我倒是觉得对中国也是有启示的，中国在快速的迈向老龄化社会，越来越高的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必然也会影响到对科技的公共投入增长，因此抢时间和赶时间非常重要，也就是在老龄化社会的冲击汹涌到来之前尽量的多修好基础设施和投入到科技进步，以便更好的应对冲击。一旦进入了高额养老支出的时代，要想增加科技研发支出困难度就高多了，毕竟科技研发解决的是未来的问题，而如果养老金和医保不够发了可是当下的问题。该书在开头就举了亚马逊公司2017年宣布要选择一个新地点建设第二总部的例子，遍布美国全国各地的几十个城市都抛出了橄榄枝，给出了各种诱人的优惠计划，但最终亚马逊还是选择了和首都华盛顿一河之隔的位于弗吉利亚州北部的水晶城，以及纽约皇后区的长岛市，和曼哈顿隔着东河相望，这两个在经济上成功的地方成为亚马逊的第二总部，体现了在市场规律下企业会优先选择成功的地区，而不是去扶持落后的地区。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人均研发支出的四分之一流向了两个州：马里兰州和新墨西哥州，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每新增加支出1000亿美元，全美人均可获得370美元，但马里兰州人均将获得3150美元，而新墨西哥州人均将获得1900美元。而整个美国只有12个州人均获得金额超过平均的370美元。1980年美国人均工资收入前十位的都市区有五个在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域的密歇根州，底特律甚至排在美国第三位。
而到了2016年，前十位竟然一座密歇根的都市也没有了，这里面密歇根州最大城市底特律成为衰落的代名词，从全美第三位跌到了前二十名以外。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美国东西海岸的城市，
西海岸加州的圣何塞，旧金山，以及西海岸北部的西雅图，
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及附近的新泽西州一些城市–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等各个城市。
2016年的全美人均工资收入前十名城市有九个位于东西海岸，这和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十个城市高度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沿海大区类似。
202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无锡，有八个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书中也提到了美国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几个有效办法，当然了中国不一定能照着学，但其思路是值得借鉴的。美国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授予每个州一块联邦土地建立大学，各个州纷纷在获得土地上建立了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在1990年，拥有赠地大学的地方拥有更多的高学历人口，所有工人的工资都更高，而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奥兰多的一名出版商马丁.安德森通过媒体宣传支持年轻的政治家约翰逊，因此得到了回报，约翰逊后来当选了美国总统，而当总统提出应该如何酬谢时，安德森回答说希望原本要被关闭的奥兰多空军基地继续留下来，结果美国政府最后在奥兰多又建了一个海军基地来替代撤走的空军基地，这个新海军基地的一部分是海军训练设备中心，其任务是开发仿真作战设备。而在当地的奥兰多中部大学则在当地兴建了一个研究园区，邀请该中心入驻，于是各种其他公司纷纷到来在园区落脚从事计算机仿真产业，并且扩展到了其他产业，这些入驻园区的企业获得了大量金额的政府资助，大部分来自军方，使得这个园区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产值。在美国，尤其是规模最大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军事基地，2015年创造了57.8万个就业机会，340亿美元的个人收入和660亿美元的州生产总值，相当于该州经济总量的10%。而2013年在加州棕榈谷的29号海军陆战队空降兵作战中心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该中心是莫隆戈盆地的主要经济驱动力，每年贡献17亿美元给当地经济，雇佣了当地77%的劳动力，估计占该地区经济总量的62%。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变今天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这总体而言，缩小国内地区发展差距，是各国共同的挑战。因此书中建议美国政府在投入科技研发时，应注重考虑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本文是看《美国创新简史》的一些读后感，应该说整本书都在强调私企研发的局限性，即主要是为了利己创造利润，而不是共享创新研发成果给全社会，因为这会让研发投入变得不划算，尤其是那些需要巨大金额投入的研发活动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继续高强度的投入到公共研发，为市场注入创新的水源，漂浮起所有的船只，使其产生活力。因此对于我国而言，实际上要坚持举国体制下的科技研发投入活动，这和私营企业投入研发是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各自有其优点，双轮驱动对我国显然最为有利。科技创新是如此的重要，它的进步速度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这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需要不断投入的领域，也是一个需要能够容忍失败的领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在越来越高，这就越来越需要有敢于投入的勇气和对失败的宽容。而我也隐隐觉得，我国的大体量优势将在以后越来越明显，毕竟科技创新的投入金额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对于经济体量越大的国家，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则敢于投入的可能性会更高。